一

日前，國家數據局、中央網信辦、科技部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標志著數字中國的建設從“互聯網+”時代邁向“數據要素×”時代。

在此背景下，上海不斷夯實城市的“數字底座”，數字賦能已經成為其中鮮明的特征。最新發布的《中國城市數字競爭力指數報告（2023）》顯示，上海總得分排名第一，與北京、深圳、廣州等共同組成中國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引領梯隊”。

在文旅行業，數字化也展現出旺盛的發展勢頭。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上海就涌現出一批以數字技術為支撐、以交互體驗為亮點的數字文化新業態。例如，《風起洛陽》全感VR中，觀眾化身游走江湖的俠客穿越到千年前；元宇宙文旅試點項目“迷塔城1933”中，可穿戴設備讓觀眾化身星際旅行中的遷徙者探索具有未來感的各個場景。最近，亞洲首個8K沉浸式體驗空間“深空未來”落地上海，8K投影結合激光追蹤系統、3D視覺成像等數字科技開啟了文旅元宇宙新坐標，受到觀眾的歡迎。

在這些典型案例的背后，是相關產業的高速發展。資本市場的調查研究顯示，2020—2022年，中國文化數字化行業年均增速達15.4%，顯著高于文化行業整體，展現出廣闊的市場前景。其中占據絕大部分的企業和產值，聚焦數字文化裝備、內容創意與建設、文化傳播媒介的技術更新與融合。在它們的努力下，VR、AR等數字交互技術得以在文旅行業落地生根。

文旅行業的數字化轉型體現在文化內容生產和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并在目前形成了有一定規模和質量的內容生產體系，產出了一批符合大眾口味的文化產品。它們直接體現了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建構出新的文旅應用場景，起到了吸引觀眾、展現相關文化內容的作用。2023年，《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打造自信繁榮的數字文化”，其中包括“提升數字文化服務能力”等多項目標和要求，為數字技術在文化生產與傳播各環節的深入應用指出了方向。

二

文旅行業走向數字化新業態，正是數字化轉型在“行業”這一承上啟下的領域中的具體顯現。而正如中國文化產業協會文化元宇宙專委會常務副主任、同濟大學教授臧志彭所說的，上海文化大數據體系將成為全國文化大數據體系的核心樞紐之一，對于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推進實施將具有重要的基礎支撐意義。“文化數字化新基建既要打好人工智能算力、區塊鏈等技術底座，又要做好文化數據庫和服務平臺建設。與此同時，上海還應著力貫通‘文化資源—文化生產—文化傳播—文化消費’的價值鏈，建立良性協同的文化產業生態系統。”

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與發展產生的影響，又具有超出單一文旅行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意義。從“迷塔城1933”等案例可以看到，數字技術支撐下的虛擬空間正在通過一個個具體的場所而與現實的城市建立關聯。它改造了現實城市的一個部分（在這一案例中是一幢有歷史的建筑），使之成了與數字化的虛擬世界一樣的“可玩”之物（提供脫胎于電子游戲的體驗），消弭了“虛擬”與“現實”、“數字”與“實在”的邊界。

同樣的邏輯，也存在于早些年開始流行的“真人CS”，以及當下在年輕群體中流行的“Cosplay（角色扮演）委托”之中。它們共同顯示著一種“數字文化”向現實“逆輸出”的流行趨勢——人們不再滿足于僅僅在虛擬世界中體驗那些樂趣，而是渴望在現實世界中獲得相似的體驗，甚至將虛構文本中的假想轉化為現實中實際的行動。時下，城市規劃與媒介傳播領域“可玩城市”“好玩城市”等提法的興起，正是這種趨勢在不同專業領域中的顯現：以電子游戲為典型的虛擬世界正作為一種認知模型，重塑人們對城市的體驗；建筑空間、媒介界面、組織形式等各方面的設計，正在用游戲化的方式完成生活和工作中的日常事務，實現城市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新的分配形式。

在上述背景下，海內外學者提出并發展了“可編程城市”的概念。一方面，它包含了一種轉譯的過程，即城市如何被翻譯進入程序代碼，這構成今天城市“數字基座”的技術部分；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一種倒轉，即程序代碼如何重塑了當代城市的狀態，改變了人們對城市的理解。

三

早在互聯網誕生之時，計算機科學家尼葛洛龐蒂就宣稱，人類將生存于一個虛擬的、數字化的生存活動空間，應用數字技術，從事信息的傳播、交流，以此完成學習、工作等日常活動，“數字化生存”將成為“人的社會生存狀態”。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已經彰顯了這種“社會生存狀態”所具有的力量。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人們的社會生活正在很大程度上通過通信軟件、社交網絡而得到組織，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日漸成熟。

但在文化的層面上，“數字化生存”的后果似乎也與困境相關，如數字鴻溝、信息繭房、算法偏見等問題。然而，正如“可編程城市”從字面上蘊含了對于“可能性”的追尋，它促使人們發現、理解和表述自身的生活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思考城市的新形式、新樣貌。這時候，人們所能主要依靠的，就不再是單純技術上的發展，而是一種文化層面的努力。運用想象的方式構思高技術境況下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并將其轉化為對技術手段的要求，以減少城市內部所存在的不平等，保存城市之間本來具有的文化異質性。

因此，在文旅娛樂中顯現的“數字文化”僅是其開端，隨著數字與現實的關系在新型現代化的過程中變得愈加緊密，因應數字化轉型中的城市生活、脫胎于“數字文化”的文化正呼之欲出。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