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鵬舉：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人文經濟學觀察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提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化的力量“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學的思考由來已久。

作為研究者，從北京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角度，觀察的重點是北京全國文化中心的定位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什么關系，為什么黨中央要賦予北京全國文化中心這一定位。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觀察的重點是如何就首都定位領悟人文經濟學的內涵與意義，以及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目前取得哪些成果。

一、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內涵及重要啟示

（一）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內涵

目前，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有人文經濟學這一分支。人文經濟學的產生是對過于重視量化研究這一發展態勢的反駁。過于重視量化研究是西方經濟學當前的發展態勢，這是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發展趨勢。社會科學能不能做量化分析？某種程度上是可行的。從某種意義上看，只有適應或針對社會某一群體的特征為研究對象，量化研究才具有價值。事實上，只有當過往社會已經發生的事情與現在生活的影響完全剝離開，這時的量化分析研究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對于傳統社會村落的量化研究就是可行的。然而，對于現在正在進行的很多活態的社會現象，如果過于依賴量化分析，把經濟問題作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客觀對象進行物理研究，很可能引發超社會、去倫理導致的經濟發展價值的偏離。

正是在量化研究逐漸成為主流趨勢，并逐漸出現排斥非量化研究的情況下，出現了對這一趨勢的學術反駁。人文經濟學試圖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方向進行糾偏，呼吁業界重視經濟增長過程中人本主義約束的作用，并將社會中每個人的價值實現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毫無疑問，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人文經濟學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與西方出現的人文經濟學這一特定學術流派有所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文經濟學”，是中國式的人文經濟學，強調的是經濟發展回歸民生本質，追求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突出的是文化傳承發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相互賦能的內生活力及可持續性。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文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體系中的人文經濟學也有所關聯，二者都強調經濟發展要以人為本，在我國發展的視域下，這個“人”側重的是人民的整體性；二者都重視在“人”的緯度上評估經濟發展成果，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經濟本身。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文經濟學”既有與西方人文經濟學相互聯系的地方，也具有獨特性。

（二）人文經濟學的重要啟示

第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發展的根本目標。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發展是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目的是拓展人們的自由與選擇范圍。這段話從側面反映出，我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發展的根本目標。這也契合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的要義在人，要把絕大多數人的總體福祉作為發展的目標和任務。

第二，人文價值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的過程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判斷發生了變化，不再聚焦于經濟本身的一些量化指標，而是越來越強調綠色發展等因素。我認為，一些大型企業要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發展的責任，定期向社會公布人文責任報告。從本質上看，環保問題屬于人文價值的一方面，只有當環保理念成為全球認同的基本人文價值時，才具有約束力，才能轉化為全人類的共同行動。

第三，有文化力量的國家才能成為真正強大的國家。何謂文化強國，一方面是指文化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是指文化賦能強大的國家。文化賦能既包括對政治上的賦能，比如內聚人心、外塑形象，還包括對經濟上的賦能。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從這個角度看文化的賦能作用更為清晰明確。

事實證明，放眼全球的經濟發展，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只有文化意義上的強大才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且只有二者相結合，才能帶來真正強大的國家。雖然文化的力量被定義為“軟實力”，但是文化的強大是國家強大的核心所在。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是從中華文化傳承發展而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漸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實踐，或者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走得通，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其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否與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融合和對接？很多經濟學家都關注過馬克斯·韋伯提出的論斷。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現代市場經濟模式之所以發生并發展自歐洲，是源于其獨特的宗教傳統與文化基因。一旦缺乏這種獨特的歐洲文化土壤，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即便在人類歷史上都曾長期輝煌過，但都不適宜甚至會阻礙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在《儒教與道教》中以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建立在這種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中國正統文化，最后得出儒家倫理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結論。學界對此展開激烈討論，有些人表示認同，認為中國要想走好市場經濟這條路就要向成熟的、先發的市場經濟國家學習，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我個人認為，儒家文化不利于現代經濟發展的判斷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反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儒家的傳統價值理念有利于現代經濟成長，只是發展的模式與馬克斯·韋伯定義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不同。

意大利經濟學家喬萬尼·阿里吉在《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中根據亞當·斯密的經濟發展理論闡釋了全球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并以此詮釋了《國富論》的觀點。亞當·斯密把經濟發展分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所謂“自然的”就是基于自然的供需關系進行生產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是更強調實體經濟的模式，而非實體經濟帶動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經濟模式不關心實際的供給與需求，很容易使不人道的經濟發展方式出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在歐洲出現比較繁榮的市場經濟之前，中國的市場經濟，這里指的是商品交換，已經非常成熟了。

回顧歷史，從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真正阻礙中國商業發展或者市場活動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阻礙一種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力量來自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的推動作用，中國封建專制統治中的主流意識形態表面上屬于儒家，本質上遵循的是法家的思想。法家崇尚重農抑商，從商鞅變法到一系列法家著述，如《論貴粟疏》《鹽鐵論》等，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雖然對我國歷史上的制度建設有一定影響，但法家的主張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入持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與中華文化傳承發展聯系密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動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式現代化是當前研究的重要命題，這一重要命題必須基于對我們自身文化的深刻認知，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這是我們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生動能。從人文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包含著中國經濟發展何去何從的問題。中國能否走出一條有別于西方的經濟發展道路，形成獨特的發展模式，人文經濟學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作為研究者，我對此很有信心，我們一定能探索出一條有別于一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現代經濟發展之路。  

第六，首都是人文與經濟協同發展的首善之區。文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應有機結合，不能分開考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北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闡述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首都，怎樣建設首都”這一重大時代課題。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式現代化要自覺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文化建設是文化強國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發力點。北京要通過文化的力量帶動整座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在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方面，北京要推動與中華文明相匹配、相協調，且能相互賦能的現代化經濟的發展。

二、北京在全國人文經濟發展中的定位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出過7份城市總體規劃。總體上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定位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1953年《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確定首都性質不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時還必須是大工業城。1958年完成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將“文化中心”變為“文化教育中心”，將“大工業城”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基地”。1983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將北京的性質定為“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經濟中心”和“現代化工業基地”。1993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重申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黨中央在批復中提出：“在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導下，通過不懈的努力，將北京建成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和各項公共服務設施、基礎設施及生態環境達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歷史文化名城和現代化國際城市。”所以，盡管這版規劃中沒有明確提出經濟中心的定位，但提出了“經濟繁榮”的要求。

進入21世紀，2004年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規定：“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際城市。”這版規劃更凸顯了北京的文化特質。盡管規劃沒有給予北京“經濟中心”的定位，但對于北京經濟發展的重視是增強而非削弱了。北京越發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等新興經濟業態。2004年以來，很多高校陸續開設了文化產業相關專業。北京擁有深厚的文化資源，活躍的文化消費市場，以及開放的對外政策。縱觀全球后工業城市，文化創意產業都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最新一版的城市規劃，也就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對北京的定位是“四個中心”。新版規劃雖然沒有過多談論經濟建設問題，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文經濟學”的概念給我們推動全國文化中心建設提供了新思路。推動文化建設，要考慮如何讓文化與其他領域更好融合，如何發揮文化賦能作用。

關于北京在經濟方面的發展優勢，我總結了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世界歷史表明，都城的文化與經濟是交融共生的。這種特點尤其體現在傳統社會。無論是亞洲，還是歐洲，政治中心往往也是文化繁榮發展的地區，是經濟活躍的地區。這是因為，在傳統社會里，政治本身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文化繁榮意味著人才集中、思想活躍，這種地方也是富有創新活力的地方。從這個方面看，北京經濟增長的潛力巨大。

第二，北京遵從“庶、富、教”這一中國傳統治理理念。《論語》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弟子冉有陪同孔子到了衛國，先生贊嘆此地人口繁盛（庶矣哉！）。冉有討教，如何更好地治理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孔子直截了當地說：“富之！”弟子追問，如果富裕了以后又該進一步做什么？先生篤定地指出：“教之！”《易經》指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協同發展，只有如此，一個國家才能強大，這也是政治治理的核心要義。一方面，要保證百姓的基本物質生活；另一方面，要豐富百姓的精神生活，凝聚起高度的價值認同。沒有文化做基礎，經濟越發達，社會的離散力量越大。社會的凝聚力來自文化建設。舉例來說，經濟發達的社會就像是一塊大石磨高速轉動的狀態，石磨轉得越快，離心力越大，說明經濟越發達，石磨上的東西也越容易甩出去。文化的作用是，在石磨高速轉動的同時，讓石磨上的東西，也就是整個社會群體，牢牢站穩。所以，一個健康成熟的社會，既需要發展物質文明也需要發展精神文明。對于北京，我們既要滿足所有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也要實現文化的發展，從而吸引更多優質人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北京的建都促進了南北方人文與經濟的大融合。北京成為都城后，日漸成為南方與北方人文與經濟資源融匯的中心。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成為北京的城市性格。北京的包容性既有人文歷史的積淀，也是經濟活力的底蘊所在。

第四，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的文化、科教集聚帶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北京擁有豐富的科技創新資源。2020年，北京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國第一。北京是總部經濟最發達的世界城市。根據《財富》雜志發布的2021年世界500強排行榜，北京擁有60家世界500強企業，連續第9年雄踞全球第一，其次是東京（39）、紐約（17），并且北京的數量超過東京、紐約之和。

三、文化強國背景下的全國文化中心建設

全國文化中心建設是在文化強國戰略下的重點建設領域。“文化強國”這一概念包含文化自身的強大與文化賦能作用的強大。

第一，高質量的文化內容生產是產業發展的核心。優質內容產出是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北京之于全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擁有大量優質內容產出，尤其是文化創意領域的產出。近年來，北京地區從事文化內容生產的人數不斷增長。北京自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設計之都”以來，無論是從業人數還是收入水平，在國內外都具有顯著優勢。從廣電類節目制作方面看，北京生產的主旋律作品越來越多。

第二，北京探索數字文化發展新業態具有顯著優勢。2019年，新聞信息服務業繼續領跑全國，移動互聯技術為新聞信息服務領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2020年，北京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國第一。2021年，北京規模以上文化傳播渠道領域逐步回暖。

第三，北京居民文化消費占比持續增長。我認為，文化產業園區應成為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項目。北京擁有眾多文化產業園區。文化產業園區既是文化企業的集聚區，也是文化消費的集散地，同時是城市特定的文化地標。文化產業園區的融合輻射效益顯著，園區內的消費不僅局限于文化領域，還包含“吃住行游購”的方方面面。北京文化人均消費正逐漸上漲，文化資源集聚有利于帶動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

第四，北京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情況。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推動各類文化市場主體發展壯大，培育新型文化業態和文化消費模式，以高質量文化供給增強人們的文化獲得感、幸福感。”我們從2019年開始研究編制“中國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從2019—2021年的數據來看，北京連續三年排在第一位。北京要留住優質企業，就要營造更好的政策環境，發揮引領示范作用，提高全球影響力。

具體來說，北京有五方面優勢。一是政策引導。北京出臺了許多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二是投資驅動。2017—2019年，北京地區的文化產業投資規模幾乎占據全國半壁江山，全國與北京地區文化產業領域分別披露投資案例3961起、1649起，投資金額2786億元、1443億元。三是科創融合。北京擁有豐富的科創資源。四是人才支撐。北京吸引了眾多人才聚集。五是優質園區的承載作用。除大型企業外，園區是重要的文化產業發展平臺。這樣的平臺既集聚文化產業、吸引人才，又有利于文化產業鏈的形成，并且能帶動綜合消費，提升城市發展品質，打造更有魅力的營商環境。文化創意產業讓文化與經濟有了更為緊密的聯系，起到引領和帶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