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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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重慶通史》《重慶開埠史》《重慶抗戰(zhàn)史》《西南抗戰(zhàn)史》等，策劃拍攝電視紀錄片《大后方》《城門幾丈高》《千秋紅巖》《滄浪萬里長》等。

編者按

巴蜀千載情，川渝一家親。巴蜀文化，同根同源，歷經數(shù)千年，互相交融、互相滲透，血脈相通、生生不息，巴蜀兒女休戚與共，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傳奇。

2020年伊始，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建設按下“啟動鍵”，奏響了“唱好雙城記 建好經濟圈”的新時代樂章。值此經濟圈建設推進如火如荼之際，本報從今日起推出成渝文化談系列報道，通過采訪多位文化名家，追溯地緣相接、人緣相連、文緣相融的兩地，從古至今的交流溝通、往來故事，講述今天的奮斗與未來的希冀，強化一盤棋思想，助力經濟圈建設，敬請關注。

“歷史從來不是故紙堆里的學問，研究城市的歷史，可以知道我們從哪里來，該往哪里去。”5月28日，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接受重慶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巴蜀文化，同根同源，血脈相通。新中國成立以來，成渝兩地史學界你來我往、交流交融、互幫互助，結出累累碩果。

巴渝文化這一概念究竟是怎么來的，它和巴蜀文化是什么關系？在當前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建設中，兩地的歷史學界應當發(fā)揮怎樣的作用？作為40年來成渝兩地歷史學界交流交融的親歷者和推動者，周勇暢談了自己的觀點。

同根同源

兩地文化“合流”數(shù)千年

“巴蜀由來古，殷周已見傳。”這是郭沫若在重慶市博物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前身）題寫的詩句，生動地概括了成渝雙城文化的淵源。

周勇表示，四川重慶山水相連，血緣相親，文化同根同源，同質同體，血濃于水，手足情深。“成都平原，得四川盆地之精華，沃野千里，水旱從人，溫潤清涼，是‘天府之國’。重慶地處盆地東邊，大山大水，峽谷縱橫，云遮霧罩，是為‘江山之城’。在長期的交流與融合中，演化出共同的文化根基——巴蜀文化。”

回溯漫漫歷史長河，早在先秦時期，巴人就以重慶為中心，建立了巴國；蜀人則以成都為中心，建立了蜀國。此后，秦在統(tǒng)一中國的進程中，滅“巴”“蜀”兩國，設“巴郡”“蜀郡”。后來歷經演變，巴與蜀逐漸“合體”。

歷史的演進，推動了巴與蜀的文化融合，進而形成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養(yǎng)育了今天的重慶與四川，也滋養(yǎng)著四川與重慶人的內心情感與精神世界。

而移民潮則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大融合。周勇說：“重慶和四川，有相當部分的居民都是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后代，我家祖上就是從湖北麻城孝感鄉(xiāng)遷徙落戶到四川重慶巴縣惠民鄉(xiāng)。今天川渝地區(qū)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戲曲藝術乃至語言，都深受‘湖廣填四川’的影響。”

巴蜀文化雖然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但這個概念的提出，卻只有幾十年。

周勇介紹，抗日戰(zhàn)爭時期，郭沫若、徐中舒、顧頡剛、衛(wèi)聚賢等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來到四川和重慶，共同研究巴蜀地區(qū)的文化遺存。在此基礎上，他們以嚴肅、科學的精神和態(tài)度，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作為巴蜀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巴渝文化”概念，則提出得更晚一些。1981年，重慶市博物館董其祥先生在《重慶地理沿革簡志》中第一次提出了“巴渝文化”這一學術命題。1989年，重慶市博物館決定以巴渝文化作為重慶文化的基本概念，并以此命名館刊。此后，巴渝文化逐漸從歷史、文博學界走入社會，沿用開來。

“巴渝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備巴蜀文化共性，同時也有個性。”周勇稱，重慶和四川兩地的文化絕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包容。

交流與交融

兩地學界合力育出史學新花

“新中國成立以來，成渝兩地史學界的交流與交融，從師承的視角看，可以追溯到我的老師的老師、史學泰斗徐中舒。”周勇說，1979年，我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師承徐中舒——隗瀛濤、胡昭曦一脈。

出生于1898年的徐中舒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國學院第一批研究生，得王國維學術嫡傳。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業(yè)待興，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文物和博物館建設。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在重慶設立西南博物院（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前身），引領西南大區(qū)文博事業(yè)發(fā)展。

這個重任交給了時為四川大學一級教授的徐中舒。1951年7月初，徐中舒等人從成都抵達重慶，與在渝先行入院工作的四名干部，以籌委會秘書處名義正式辦公。由于專業(yè)人員緊缺，徐中舒又從成都調集一批精兵強將來重慶共同籌建。

徐中舒主持建立了西南博物院并任第一任院長，在文物征集、科研調查、資料收集、人才建設、機構設置等方面奠定了四川及重慶文物事業(yè)的基礎。

周勇始終不忘徐中舒給他們的畢業(yè)贈言：“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

“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重慶開埠史稿》（后以《重慶開埠史》正式出版），是在川大讀書時，在老師隗瀛濤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下完成的，后來我又在隗先生的帶領下開拓近代重慶城市史新領域。”周勇稱。

隗瀛濤是重慶開州人，工作生活在成都，畢生致力于歷史教學與科研工作，是繼徐中舒之后四川史學界的帶頭人、中國地方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改革開放以后，成渝史學界合作的第一個重大項目《近代重慶城市史》，就是隗瀛濤促成并領銜完成的，這是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部奠基之作。

198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guī)劃辦在做“七五”規(guī)劃時，第一次把中國近代城市史納入其中，規(guī)劃研究上海、天津、武漢和重慶四座城市的近代城市史。

隗瀛濤將這一消息電話告知了當時已在重慶市委黨校工作的周勇。周勇報告并請示了重慶相關領導，經反復磋商，決定這一項目由四川大學和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的專家學者合作進行，課題組負責人為四川大學隗瀛濤、胡昭曦和重慶市政協(xié)周永林，隗瀛濤主持全書的編寫工作，周勇任課題組學術秘書。重慶市為此專門成立了項目顧問組，由市委書記親自擔任顧問組長。此為當年的一件盛事。

研究進行了五年，1991年《近代重慶城市史》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它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研究中國近代城市史的學術專著，填補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也為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從農村向城市深入，特別是為重慶承擔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重任和城市建設發(fā)展提供了歷史借鑒。

“這是成渝兩地史學界攜手合作，培育出的一朵最璀璨的史學新花。”周勇稱。

此后，成渝兩地歷史學者取長補短、通力配合，又結出了《辛亥革命重慶史》《重慶通史》《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等學術成果。

形成文化共識

共建巴蜀文化和巴蜀文旅

一個不記得來路的民族，是沒有出路的民族。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周勇稱，歷史學就是要“為城市存史，為市民立言，為后代續(xù)傳統(tǒng)，為國史添篇章”。“要建設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我們更應該知道自己城市的來路，它們是如何一步一步經歷人文、社會、經濟的變遷走到今天的，又將如何走向未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為助力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建設，目前，四川省檔案館和重慶市檔案館已簽署合作協(xié)議，雙方將開展深入合作。

這些年來，周勇一直致力于和成都的專家學者一道，共同推動成渝兩地史學界的交流和合作，尤其是在今天雙城經濟圈的建設中，繼續(xù)發(fā)揮史學界的重要作用。

周勇建議，成渝兩地可以巴蜀文化為基礎，建立全方位的文化建設發(fā)展的高端交流機制——成渝雙城文化論壇，進行頂層設計，進一步增強文化認同，形成文化共識，實現(xiàn)成渝雙贏。

“成渝兩地還可聯(lián)手整理、研究‘巴縣檔案’。”周勇稱，巴縣檔案為清乾隆至宣統(tǒng)近200年間巴縣、重慶府、川東道的官方檔案，共11.3萬卷，是我國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地方政權歷史檔案，更是今天重慶的家譜和鄉(xiāng)愁所在，享譽海內外。該檔案現(xiàn)存于四川省檔案館。整理、出版、研究巴縣檔案是四川和重慶的共同責任，重慶不能缺位。

此外，周勇還希望重慶和四川共建“大足石刻國家文化公園”，以大足為核心，以石刻為紐帶，整合成渝地區(qū)雙城經濟圈里的石刻文化資源，做出一個大文旅的文化產業(yè)區(qū)。在巴蜀文旅的融合中，向中國講好大足石刻的故事。

“回望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向前，我們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進一步認同巴蜀文化這個共同的文化基礎，對共同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梳理，以雙城經濟圈建設戰(zhàn)略為平臺，以一系列重大文化項目為支撐，共同推進巴蜀文化，建設巴蜀文旅，實現(xiàn)川渝共贏。”周勇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