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能夠傳承發展至今，離不開其突出的包容性。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要以動態的視角、發展的眼光，深入探討其生成與發展、嬗變與調適、淬煉與升華的過程。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文明能夠發展傳承至今，是因為其既不斷鞏固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又始終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對多元文化兼收并蓄。開放包容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包容性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這一突出特性在歷史長河中經歷生成與發展、嬗變與調適、淬煉與升華的過程，成為中華民族創造璀璨文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關鍵所在。我們要以動態的視角、發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包容性這一突出特性，為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貢獻學術智慧。

生成與發展

包容性這一突出特性，最早比較鮮明地體現在中華文明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協和萬邦”最早見于《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協和萬邦是基于幾千年前邦國林立、分族而居的政治和社會情形提出來的，極其凝練地表達了古圣先賢對處理各邦國和各民族之間復雜關系的基本準則和政治理想。所謂“和”，是用安撫、協調的措施來對待邦國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采用征服和壓服的手段。這就使大小邦國之間能夠建立一個和同的社會秩序，民眾得以安定。這一理念在后世的儒家經典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尤其體現在“諸夏”與“夷狄”的判定標準上。

古代中國被稱為“諸夏”，周邊的民族被統稱為“夷狄”。作為儒家學說的創立者，孔子認為“諸夏”和“夷狄”之間存在共同的道德標準，而且“夷狄”也有長處。《論語·八佾》提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過去的注解家把“不如”解釋為“比不上”，這句話的意思就成了“夷狄即使有國君，也比不上諸夏沒有國君”，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宋代朱熹注釋這句話時，將“不如”解釋為“不像”，這樣整句話道理更顯豁、邏輯更分明。孔子所著的《春秋》稱原先被視為“夷狄”的楚國國君、吳國國君為“楚子”“吳子”，即與上述孔子的理智態度相照應。孔子對所謂“夷狄”的開明態度，深深影響了《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以文明程度來區分夷夏，而不是把種族作為評判標準。同時，《春秋公羊傳》還認為，經過長期融合，最終能夠徹底消除夷夏之別，達到“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

孔子開啟的夷夏可變論影響極為深遠，不僅被董仲舒、何休等一大批思想家所傳承和弘揚，而且成為后世王朝所共同遵循的原則，從而建構起一套極具開放性、靈活性又十分穩固的文明秩序。從中國歷史的整體演進看，政治大一統和交流融合毫無疑問占據主流地位，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自秦漢統一局面形成以后，很多君主都強調“四海一家”。漢武帝提出要“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隋煬帝稱“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唐太宗說“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統治后立即昭示天下：“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開放包容、團結和諧，無論文化如何多樣、族群如何多元，彼此間總會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最終融為一體。古代典籍中的另一個常用概念“混一天下”同樣體現了這一點。中華文明的演進模式是周邊共塑中原、中原反哺周邊，是多方的互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這是中西方文明演進的重大差別。

嬗變與調適

清朝的建立和鞏固，實現了中國空前規模的大一統，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認同進一步增強。當清朝疆域基本定型時，“夷”和“外”也就有了新的內涵，不再指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而是清朝大一統版圖之外的民族、國家、文化。但是，在19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面臨巨大轉折。此時，除了要妥善處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應對西方文明的東進。作為清代中后期學術思想主流的公羊學，其進步的夷夏觀在延續中華文明包容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學者以對中國歷史和世界形勢的認識，發前人所未發，比如，龔自珍反復陳述清代邊疆形勢與前代大不相同，迫切問題是如何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統，“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魏源在公羊學影響下，沖破了“嚴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鎖，跨過中西文化巨大差異的界限，認識到不能以昔日的“夷狄”視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人物；梁啟超深諳公羊學進步夷夏觀的理論精華，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論證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他認為“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我族夙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懷遠之教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歡迎新分子之加入。”

辛亥革命爆發后，國內傳統夷夏大防觀念復蘇，西方列強也假借所謂單種族的民族國家理論，試圖讓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機。當時，許多學人撰文批評“排滿”等狹隘的種族主義會讓中國陷入分裂，認為華夷之別在文化不在種族，而經過幾千年交流融合，彼此之間已實現一體化。基于此，“五族大同”“五族共和”“大中華”等概念被提了出來，最終被付諸中華民國的政治實踐中。

在中華民族意識覺醒和現代國家建構這一重大問題上，中國并未“跟著西方走”，而是遵循自身幾千年的文化邏輯，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可見，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吸收其他文化但又堅守自身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中華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最好體現。這一突出特性在近代經歷了嬗變與調適，在處理內部民族關系和應對西方文明沖擊兩大層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淬煉與升華

中華民國的建立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中華文明依然處于蒙塵的境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早在1938年，毛澤東同志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經過淬煉、實現升華，并結合時代條件為解決“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時代課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堅定不移地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自覺從幾千年歷史文化中汲取優秀資源，從而在國家制度、民族關系等方面建構起特色極為鮮明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出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力證明協和萬邦、四海一家等優秀傳統理念在現代中國仍有重要價值。

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比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針對如何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何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如何促進人類發展與進步等重大問題給出的答案。它們同根同源，一脈相承，都植根于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協和萬邦、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的偉大情懷，也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生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又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弱肉強食、零和博弈的舊思維只會讓路越走越窄，無法破解人類面臨的困局。但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明，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國共同發展、共同進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學互鑒中兼收并蓄、交相輝映。我們要加強對于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研究，為促進文明多樣性和人類永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