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三中全會:文化科技融合從重要性到急迫性
一、對公報關于文化領域段落表述的整體理解
公報強調【必須增強文化自信,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這段話從文化自信的增強出發,展開到具體的文化發展方向、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人才保障的重要性,以及最終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目標,形成了一個邏輯關聯、目標明確、層次分明的遞進關系。
基礎層面:“必須增強文化自信”是整段話的基礎和出發點。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所表現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推動文化發展繁榮的重要精神支撐。沒有文化自信,就難以形成對本國家文化的認同和自豪感,也就難以推動文化的發展和創新。
發展方向:“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與主流,是文化自信的具體體現和發展實踐方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革命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精神財富。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豐富內涵。
適應新形勢:“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是對當前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文化發展提出的要求,也明確了怎么做的發展方向問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對文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人才保障:“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是實現文化發展的關鍵措施之一,也是適應新形勢所必須要有的支撐。人才是推動文化創新創造的重要力量,只有擁有一支高素質的文化人才隊伍,才能為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最終目標:“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是整個段落的最終目標和落腳點。通過增強文化自信、適應新形勢發展各類文化服務和產品、培育人才隊伍等一系列措施,最終目的是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文化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二、為什么沒有提文化科技融合?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體現了什么?怎么理解?
公報關于文化領域的表述中,雖然未直接提及“文化科技融合”,但“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的提法,實際上蘊含了文化科技融合的要求和意義。適應信息技術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種跨界融合的過程,而且還凸顯了文化領域在新時代背景下的發展導向和戰略布局。
同時,相比于“文化科技融合”這一較為宏觀和靜態的概念,“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更強調實踐性和動態性,更為聚焦于信息技術具體領域,明確點出了信息技術在推動文化領域創新與變革中的更為直接和關鍵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三川匯文化科技看來,“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的表述,既強調了文化科技融合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在當前形勢下迅速行動、積極創新的緊迫性,這一表述體現了文化科技融合將要從重要性到急迫性的轉變。
三、如何理解文化科技融合從重要性到急迫性?
首先要說明,重要性和急迫性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強調急迫性并不意味著重要性被忽視,相反,重要性是急迫性的基礎,先有重要性,才能談急迫性。
文化科技融合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深刻認識到文化科技融合的重要性,才會更加敏銳地感受到適應新形勢的緊迫性。
三川匯文化科技認為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從公報內容本身來看;二是從這些年文化科技融合政策演進來看;三是從行業發展態勢與趨勢來看;四是從技術滲透度來看;五是從破圈出圈大眾認知程度來看。
(一)從公報內容本身來看
一是字面意思“加快適應”“迅猛發展”“新形勢”,都表達了急迫性。加快適應,帶有緊迫感和現實需求的意味,這表明,面對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文化領域必須緊迫地意識到這一外部環境變化,需要迅速行動,將其視為影響文化發展全局的關鍵因素,在戰略層面作出快速響應和布局。
二是公報的整體內容圍繞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展開。公報中提到“改革”有53次,并將其作為會議的核心議題,這表明了改革在當前時期的緊迫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關鍵在“深化”,重點在“全面”,文化領域必不可少。此外,公報還提出到202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可見時間的緊迫性。
(二)從這些年文化科技融合政策演進來看
縱觀文化科技政策內容及演進,呈現幾個特點:
一是文化科技政策從宏觀到專項政策演進,專項政策越來越多。早在2012年,科技部牽頭,聯合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文物局等部門成立了文化科技創新戰略研究組,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科技創新發展戰略。在此基礎上,科技部組織編制了《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綱要》。此后陸續有《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促進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導意見》等出臺。直到近些年,文化科技融合領域的專項政策越來越多。諸如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教育部辦公廳、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國務院國資委辦公廳、廣電總局辦公廳聯合印發的《元宇宙產業創新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等。
二是文化科技政策的內容表述與科技技術發展及應用密不可分。比如前幾年政策內容沒有提及5G,VR/AR,人工智能等,現在政策內容均基于這些技術應用制定。可以預見的將來,文化科技領域的新詞,新概念,新場景也會越來越多。
三是文化科技政策越來越不是文旅部、廣電總局等文化部門一家的事情,需要更多跨部門協同推進。例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聯合推出的5G+智慧旅游協同創新發展、文化和旅游裝備技術提升等;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推出的智慧旅游沉浸式體驗新空間培育試點項目等。
(三)從行業發展態勢與趨勢來看
近年來,我們觀察到文化領域中許多項目確實開始融入科技的元素,然而,這些融合往往停留在表面,多數內容呈現出粗枝大葉的狀態,缺少用心制作的精品力作,全國各地的文化科技類文旅項目也越來越同質化。雖然科技在其他領域不斷取得突破性和創新性成果,但轉化為文化領域的應用還相對較少,科技賦能文化領域的發展仍然顯得小打小鬧、雕蟲小技,文化領域嫁接科技還呈現圈地自萌的狀態。
鑒于此,我們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文化消費需求日益增長和多元,消費者更傾向于個性化、多樣化和互動性強的文化體驗,那些簡單易行、容易上馬的、從無到有的項目已經不能滿足下一階段的需要。比如這兩年文旅元宇宙項目可以說有點過剩,項目很多,但是精品沒多少。下一階段高質量發展是從有到精、人有我優的要求,需要在科技化深度賦能下,精細化提升、高創意加持,是體現內功功力的階段。
(四)從技術滲透度來看
當前科技元素對于文化領域的融入和影響,整體上顯得還不夠深入和廣泛。觀察當前各地積極布局的文旅與科技相結合的項目,我們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即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通過科技手段實現沉浸式的體驗。仿佛沉浸式的體驗已經成為文化科技融合落地的代名詞。雖然這種想法直觀且易于理解,但我們必須要認識到,沉浸式的體驗只是文化科技融合眾多可能性中的一種,它并不能代表文化科技的全部內容和特質。
此外,我們也要注意到,科技本身的發展速度是異常迅猛的,這種快速的發展對文化領域是一種根本性的沖擊和變革。如果回顧過去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元宇宙、區塊鏈、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前沿技術,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增量的方式,對文化業態和內容進行了擴展和補充。然而,時至今日,人工智能的出現和發展,已經顯露出對文化業態進行結構性變革乃至顛覆的潛力。這就對文化領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領域需要迅速適應并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以便能夠有效利用這些新興科技,從而豐富文化服務和產品的種類。換言之,文化領域對待科技創新和技術融合的態度,應當與經濟社會其他領域保持同步,不能自我覺得文化領域護城河很深。
(五)從大眾破圈出圈程度來看
當前,文化科技融合的工作主要在政府體系內推進,尚未引起全行業的廣泛重視,更不要說出圈引導普通社會大眾的認知和理解。即便是政府部門已經開始逐步關注,但對于如何具體推進和實施,仍然缺乏明確的思路和有效的抓手。此外,技術認知壁壘、資金投入不足、人才短缺等問題也成為了制約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的主要障礙。
以三川匯文化科技調研的《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落地推進為例,各地的貫徹落實情況不盡如人意。地方政府對于政策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不足,導致主官們在推進文化科技融合發展時缺乏思路、勇氣和決心,畏首畏尾,或者持觀望態度,隨大流跟著別人做,保持不掉隊,但不會走在前沿,更遑論突破或創新。
而《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要求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基本貫通各類文化機構的數據中心,基本完成文化產業數字化布局,公共文化數字化建設躍上新臺階,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現在看來,距離這一目標的實現時間已經不多了,任務十分緊急且繁重。
四、推進文化科技融合急迫性加強,國家下一步會怎么做?
從公報和新聞發布會解讀來看,圍繞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三川匯文化科技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
三中全會公報中“人才”共出現了5次,其中一次就是在文化領域。文化領域要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離不開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公報中提到的“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對于培育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推動文化領域高質量發展也具有基礎性、戰略性的支撐作用。
針對傳統搞文化的不懂科技,搞科技的不懂文化,兩張皮,割裂嚴重現象。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解讀時表示,三中全會《決定》強調著眼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文化領域可以抓住機會,建立系統的文化科技融合的理論與學科體系建設。
(二)高標準市場體系與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介紹,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是一項重大改革任務。三中全會《決定》明確了三方面關鍵改革舉措:一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三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其中建設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統一規范、信息共享的招標投標和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體系,一體銜接的流通規則和標準等,與當前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任務要求高度契合,可無縫對接。
如果2029年完成文化領域的“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那么按照《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再用5-6年的時間,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文化數字化生產力快速發展,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優秀創新成果享譽海內外。
(三)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介紹,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是一項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將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全新動力。《決定》提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完善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文化領域的新質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需要突出強調區域協調發展。從區域文化經濟的角度來看,必須立足區域優勢,不要輕易在“荒涼的沙漠中尋找綠洲”,要清楚認識到,全國各地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均衡,全國一盤棋,統一模式和措施是不可行的,盲目的借鑒照搬政策措施和發展模式是不可行的。區域文化經濟,特別是文化科技融合的推進,需要區域經濟和文化產業發展水平作為底層支撐,除此之外,還與人才、企業、財政、資源稟賦、整體環境等相關。換句話說,有什么樣的底子、優勢、體量,就制定什么樣的文化經濟政策和文化科技發展模式,這是區域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底層邏輯。